所謂：“聯大八年路，導線在南開，開端在長沙”說的就是下面這段歷史：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隨著隆隆炮火與日機轟鳴，此時，平津兩地各高校正逢暑期，地處天津城南八里臺的南開大學，突遭海光寺日軍兵營炮火襲擊，射擊的第一個目標是校內高聳的木齋圖書館大圓頂，第一炮從圓頂旁擦身而過，第二炮擊中目標，巨大的沖擊力將圖書館圓頂整個切掉拋入空中，因圓頂又大又重，當翻轉抖動著落下時，整個書庫被壓塌。緊接著，日軍數炮齊發，南開大學校園內彈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樓女生宿舍、單身教師宿舍區均被日軍炮彈擊中，頓時樓塌屋倒，幾十萬冊寶貴圖書和珍稀資料灰飛煙滅。

炮擊過后，日機凌空在校園內外投放炸彈，校園內殘存的建筑以及相鄰的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均被炸毀。轟炸過后，兇殘的日軍又派出大股騎兵與汽車數輛，滿載煤油闖入南開大學校園四處投彈，縱火焚燒，整個校園彈片橫飛，黑煙滾滾，烈焰升騰。這所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等人創辦，靠各界人士贊助，經過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中國當時最杰出的私立大學，在戰火中成為一片廢墟。時已轉往南京的張伯苓聞此兇訊，當場昏厥，而后老淚縱橫，悲愴不能自制。當天下午，張伯苓強忍劇痛，以悲壯的語調和不屈的精神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

張伯苓

7月31日，蔣介石約見張伯苓，以同樣的情緒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蔣介石與張伯苓的談話，給茫然四顧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強心劑，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氣。此時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徹底擊垮一個民族，除動用武力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予以摧毀，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徹底征服。但“自沈陽之變，我國家之權威逐漸南移，唯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于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 ，因此，日本軍隊決不會輕易放過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貴的文化遺產。事變前就把平津高校作為重要征服目標而虎視眈眈的日本軍隊，終于將南開大學置于炮火之中，開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102人聯合發表聲明，揭露日軍破壞中國教育機關的罪行，提出了“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要求政府采取果斷措施，將一些高校遷往內地辦學。

蔡元培

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正式宣布在長沙和西安兩地設立臨時大學。由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北（西安）臨時大學。兩個臨時大學以原各校校長任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迅速赴當地選址籌備，盡快組織師生撤出平津地區在新校舍開課。“長沙臨大”就是昆明西南聯大的前身，正所謂：聯大八年路，開端在長沙。

校園成為一片焦土的南開大學師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陸續南下。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理學院院長楊石先，早在宋哲元、張自忠等輩與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談和屈就時，已感到兇多吉少，遂著手組織部分留守師生向校外轉移圖書、設備，并組織教授眷屬盡可能撤出校園，轉往安全之處。當戰爭打響，日軍炮擊、轟炸南開校園后，黃鈺生、楊石先與郭屏藩等教授冒著滾滾濃煙和零星的槍炮聲，在校內檢點情況。當撤離校園時，黃鈺生從自家倒掉的廢墟中扒出了未燒著的被褥和一件襯衣，楊石先則只有身上的一套單衣和一架相機，二人帶著這點僅有的身外之物，率領南開師生踏上了去往長沙的路途。

南開大學

長沙臨時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幾個研究所，于圣經學院陸續安頓下來，淪陷區大批機關單位人員、知識分子、工人、商人、難民、乞丐、流氓、無產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樣紛紛向長沙涌來，整座城市已呈人滿為患、混亂不堪之勢。而每一股難民潮的涌入，都標志著前線戰場國軍不斷潰退以及大片國土的連連喪失。

9月20日，華北重鎮保定失守！10月10日，石家莊城破，日軍開始向黃河沿線急速推進，整個北中國陷入空前危急！10月13日，石家莊徹底淪陷，11月5日，河南安陽淪陷。11月8日，閻錫山棄守太原，三晉大部落入敵手。11月12日，遠東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軍轉而圍攻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緊要時刻。

既然戰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國軍喪師失地，節節敗退，長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淪陷后，日軍一面圍攻南京，一面派飛機沿長江一線對西部城市展開遠程轟炸，長沙即在被攻擊范圍之內。

敵機持續轟炸，整個長沙動蕩不安，每天面臨著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脅，敵機不斷前往長沙轟炸，且在一段時間內圍繞圣經學院周圍展開，顯然是有備而來，或為專門對付三校與中央研究院高級人員，

12月13日，日軍攻占了中國首都南京，放下武器的國軍官兵被集體屠殺，30萬手無寸鐵的無辜市民遭到殺戮，日本天皇的軍隊像出籠的野獸一樣在大街小巷瘋狂強暴淚盡滴血的婦女。連續40余日的屠城，橫七豎八的尸體滿目皆是，揚子江成為一條流動的血河，整個南京籠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陰霾恐怖之中。緊接著，杭州、濟南等重量級省會城市于12月下旬相繼陷落。

南京大屠殺

由于平漢鐵路沿線保定、石家莊、新鄉等軍事重鎮相繼失守，長江沿岸上海、南京、蕪湖等地區陷落，驕狂的日軍開始集結精銳部隊，沿長江一線大規模向西南方向推進，地處兩條干線交會處的軍事要鎮武漢三鎮，立即成為中日雙方矚目的焦點和即將進行生死一搏的主戰場。

大戰在即，而長沙與武漢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漢失守，敵人必溯水而上，長沙勢難獨撐。面對危局，無論是剛組建不久的臨時大學，還是中央研究院在長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臨遷徙流亡的歷史性抉擇。

何處才是安身之地？長沙臨時大學委員會在遷往重慶還是昆明之間搖擺不定，有師生認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輟，倘再興師動眾遷徙，不僅是勞民傷財，荒時廢業，甚至是杞人憂天，自尋煩惱。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聞訊，同樣認為遷校無必要，并表示：“即使長沙不安全，盡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辦學。” 廣西省政府聽到消息，迅速派員赴長沙與臨大常委們接洽，積極建議遷到桂林或廣西別的安全城市，廣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傾全力支持云云。

梅貽琦

對于這些建議，常委會經過慎重考慮，認為武漢萬一失守，長沙必遭攻擊，到那時整個城市將陷入混亂和戰火之中，再想從容遷徙就萬般困難了，其前途也將不堪設想。為學校能夠從容不迫地辦下去，必須未雨綢繆，在長沙遭受敵軍攻擊之前就要轉移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經過反復研討，常委們最后決定遷往云南省會昆明

其理由是：昆明地處西南，距前線較遠，且有滇越鐵路可通海外，采購圖書設備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在于，一旦內陸全部被日軍攻占、封鎖，還可通過滇越鐵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為民族復興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種子。時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龍云聞知，表示出極大熱情。但此人屬于獨霸一方的軍閥，號稱云南王，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蔣視為腦后長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國時代魏延一類的人物。因而，對于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諳官場規則的王世杰與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奪。